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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机六合开奖刘梦溪:陈寅恪的“家国旧情”与

更新时间:2019-10-06

 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陈寅恪文集》之第一种《寒柳堂集》,附有《寅恪先生诗存》,收诗首,是为残编。受寅恪先生委托负责整理文集的蒋天枢先生在识语中说:“寅恪先生逝世前,唐晓莹师母曾手写先生诗集三册,年后因故遗失。现就本人手边所有丛残旧稿,按时间先后,录存若干篇,藉见先生诗之梗概云尔。”

  关心陈寅恪先生学行志业的人,一直为不能窥见陈诗的全豹而深感遗憾。1993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陈寅恪诗集》,系寅恪先生的两位女公子流球和美延所编定,共收诗329首[2],比《诗存》多出132首,虽仍然不一定是陈诗的全部,主要的部分应该都包括在内了。因此搜集得比较齐全,是这本诗集的第一个特点。其次,是编排顺序大体上按照寅恪先生夫妇生前编定的诗稿目录,除其中13首不能确定写作时间,其余216首都有具体署年。三是《诗集》后面附有唐晓莹先生的诗作64首,为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陈氏夫妇精神世界的全体,提供了极可宝贵的资料。至于流求、美延两姊妹十几年来为搜集遗失的诗稿所作的努力,则是千难百折,委曲动人,编后记中所叙只不过是波涛中的一抹微沫,实更有文字难以言传者。1961年寅恪先生《赠吴雨僧》四首之三所说的“孙盛阳秋存异本,辽东江左费搜寻”[3],可为搜集过程之连类比照。

  陈寅恪先生的诗篇和他的学术著作一样,同是他生命的一部分,展读之下有一股深渊磅礴之气和沉郁独立的精神,充溢于字里行间。特稿:习与新时代《诗集》中最早一首写于1910年,结束在1966年,时间跨度为半个多世纪,牵及百年中国众多的时事、人物、事件、掌故,释证起来,殆非易事。但《诗集》中有几组再三吟咏、反复出现、贯穿终始的题旨,这就是兴亡之感、家国之思、身世之叹和乱离之悲。下面让我们依照寅恪先生倡导的“在史中求史识”[4]的方法,具列出与此四重主题有直接关联的诗句,以为验证。诗句后面的数字,即为清华版《诗集》的页码,为节省篇幅,不以全称注出。

  130页,共329首诗,“兴亡”、“家国”、“身世”、“乱离”四组词语凡四十六见,重复率如此之高,超乎想象。而且这些词语大都居于诗眼位置,反复咏叹,一往情深,实具有接通题旨的意义。就中缘由、委曲安在?兹可以断言:这四组词语背后,一定有寅恪先生内心深处幽忧牢结不得摆脱的什么“情结”,以致于昼思夜想,萦回不散,吟咏之间总要自觉不自觉地流露于笔端。那么埋藏在寅恪先生心底的“情结”究竟是什么呢

  1890年农历5月17日出生于湖南长沙,正值近代中国大故迭起,社会发生剧烈变动时期。特别是中岁以后,1937年芦沟桥事变,日人占领北京,北大、清华等高等院校南迁,寅恪先生挈妻携女,下天津、奔青岛、至济南、转郑州、经长沙、绕桂林、手机六合开奖,过梧州、抵香港,一路上颠沛流离,饱尝了逃难的苦痛。唐晓莹先生写有《避寇拾零》一文[5],记此次逃难的前后经过甚详。不久,太平洋战争爆发,寅恪先生又从香港往内地逃。好不容易盼到1945年抗战胜利,以为可以安立讲堂了,谁知国共两党内战又起,结果1948年12月再一次离京南逃。所以寅恪先生才有“临老三回值乱离”的感叹。包括1950年6月发表于《岭南学报》上的《秦妇吟校笺旧稿补正》,虽是严格的学术考证之作,通过避难秦妇由长安逃往洛阳一路所闻所见,对自己的乱离之思亦有所寄托。寅恪先生并且援引《北梦琐言》“李氏女条”,认为该条所记的唐末“李将军女”因避乱而失身,是“当日避难妇女普遍遭遇,匪独限于李氏女一人也”[6]。因此完全可以说,寅恪先生在诗中发抒的乱离之悲,也不专属于先生一人,而是当时特定时代的共同感叹。至于“身世”、“家国”、“兴亡”这三组题旨语词所包含的内容,释证起来则需要稍多一些的笔墨。笔者因近年涉猎中国近现代学术史,颇读寅恪先生之书,因而对先生的身世微有所知。现在一提起陈寅恪的名字,国内外学术界几乎无人不晓。可是他的祖父陈宝箴和父尊陈三立,在晚清及近代中国实享有更高的知名度。陈宝箴字右铭,籍江西义宁州

  (民国以后改为修水),为咸丰元年辛亥恩科举人,六年后,即1856年,会试不第,留京师三年,得交四方才俊之士。当时恰值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,右铭先生遥见火光,在酒楼搥案痛哭,四座为之震惊[7]。其吏能、治才、识见、心胸,为曾国藩、沈葆桢、席宝田等铭公钜卿所推重,曾国藩尝许其为“海内奇士”[8]。但陈宝箴负气节,秉直道,仕途并不顺畅。直到1890年,当他60岁的时候,经湖南巡抚王文韶力荐,清廷授右铭以湖北按察使之职,不久又署理布政使。这一年,也就是寅恪先生出生那一年。甲午战败后的1895年,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,开始主持领导湖南新政,走在全国改革潮流的最前面。而陈三立,是清未有名的“四公子”之一,另三位是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、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、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。“四公子”中,陈三立以生性淡泊、识见过人和诗学成就为世人瞩目。他于光绪八年即

  1882年考中举人,又于光绪十二年即1886年会试中式,此时他三十六岁。但未经殿试,还不能算做正式进士。至1889年(己丑)才正式成为进士,受命在吏部行走。《一士类稿》记载一则陈三立初到吏部所遭遇的故事:

  时有吏部书吏某冠服来贺,散原误以为缙绅一流,以宾礼接见,书吏亦昂然自居于敌体。继知其为部胥,乃大怒,厉声挥之出。书吏惭沮而去,犹以“不得庶常,何必怪我”为言,盖强颜自饰之词。散原岂以未入翰林而迁怒乎

  陈三立字伯严,散原是他的号。《一士类稿》的作者徐一士写道:“部吏弄权,势成积重,吏部尤甚。兹竟贸然与本部司员抗礼,实大悖体制。散原折其僭妄,弗予假借,亦颇见风骨。”

  [10]不知是不是与这次误会有关系,不久陈三立便引去,长期侍亲任所,从此再未接受任何官职。1895

  年值中国甲午战败,士论汹涌,中国社会到处一片。有识之士都意识到,不变革,中国便没有出路。就中尤以陈宝箴、陈三立父子最能身体力行。张之洞以提倡新学闻名于世,当时督理湖广,湖北新政亦甚见成效,但最见实绩的还是湖南新政。为了董吏治、辟利源、开民智、变士习,湖南先有矿物局、官钱局、铸洋圆局之设,后有湘报馆、算学堂,武备学堂、南学会、保卫局和课吏馆的开办。特别是设在长沙的时务学堂,聘请梁启超为主讲,各方面人才奔竞而至,实际上成了培养改革派人才的一所学校。但义宁父子是稳健的改革者,主张渐变,反对过激行动,尤其与康有为的思想异其趣,而与郭高焘相契善。他们希望稳健多识的张之洞出面主持全国的改革。所以然者,由于明了能否把改革推向全国,关键在握有实权的西太后的态度,没有慈禧的首肯,什么改革也办不成。应该说,这是义宁父子的深识。但这边筹划未定,那边康有为已经说动光绪皇帝上演颁定国是诏的大戏,立即将慈禧与光绪母子的政争引向激化,遂有戊戌政变发生。于是通缉康、梁,杀谭嗣同、杨锐、刘光第、林旭四章京和康广仁、杨深秀,史称“戊戌六君子”。刚刚起步的改革,竟以流血惨剧告终。而陈宝箴、陈三立父子,也因推行改革获罪,被革职,永不叙用。陈宝箴的罪名是“滥保匪人”,因“六君子”中,谭嗣同来自湖南,而刘光第、杨锐都是陈宝箴所保荐。陈三立的罪名是“招引奸邪”,盖由于聘请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,系散原的主张。以是,义宁父子实难辞其“咎”了。不过我真佩服慈禧的情报,她对散原所起的为改革网罗人才的作用何以掌握得如此清楚

  ?也有的说,先时已决定赐死义宁父子,后经荣禄等保奏,方改为永不叙用。不管是哪种情况,革职后迁居江西南昌的陈氏父子,实际上处于被圈禁的状态,应无问题。而且在戊戌政变一年多以后,即1900年的6月26日,右铭先生突然逝去,享年七十整。而死因,如今有充分的材料证明,实系被慈禧派专员赴南昌西山赐死[11]。当时陈三立四十八岁,寅恪十一岁,寅恪长兄陈衡恪师曾二十四岁。

  1898至1900这两年,对陈寅恪的家族来说,是非常不幸的年份。1898年新正,散原先生的母亲过世。10月,陈宝箴、陈三立父子免归南昌。这之前散原的一个堂姊竟然昼夜痛哭而死。隔年即为宝箴逝。宝箴逝前一个月,陈师曾的妻子、年仅二十五岁的范孝嫦(清末名诗人范肯堂之女)亦逝。而在由湖南扶母柩赴南昌的前后过程中,散原两次卧病,第二次险些病死。可见戊戌惨剧给义宁陈氏一家带来的打击是何等沉重,真不啻浩天之劫。国家政局在戊戌政变后更是不可收拾。1900年有义和团之变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,两宫皇太后因此仓促出逃。陈氏一家的“家国”陷入巨变奇劫之中。吴宗慈的《陈三立传略》于此写道:“先生既罢官,侍父归南昌,筑室西山下以居,益切忧时爱国之心,往往深夜孤灯,父子相对唏嘘,不能自已。越一年,先生移家江宁,右铭中承暂留西山崝庐,旋以微疾逝。先生于此,家国之痛益深矣!”[12]我们不妨看看陈三立为纪念尊人所撰写的《崝庐记》,几乎是泣血陈词: